“朗顾之争”引发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引起了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政界对于产权国企、产权改革的关注，是一场产权制度的大启蒙、大讨论。其实这场讨论的时机非常好！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产权制度、关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等论断已经明确了改革的方向，但确实还有些认识问题需要通过讨论进一步清晰。

　　一、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巨额国有资产是建国五十多年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很多发达国家，如英、美、德、日等，是通过“外向扩张”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我国在建国初期的国际环境下，在强烈的“超英赶美”的愿望推动下，采取了“内向挤压”的资本积累方式。一方面是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一笔国有资产；另一方面，进行了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半军事化组织改造，大幅度压低农产品价格，调高工业品价格，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把中间利润积累起来形成国有资产。而城市居民则长期实行低福利、低工资，把企业职工大部分应得的薪酬和福利积累为国有资产。所有些组合的社会主义组织动员的结果，加之大量国家资源的注入和企业经营性增长，到1978年，全国积累了大约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可以说，中国的国有资产是我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结果，是中华民族血汗的凝聚，是两代人无私的付出，是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本钱，是农村、城市劳动人民的养命钱。

　　其次，国有企业确实在经营初期具有明显的优势，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后来矛盾和困难越来越明显。概括地讲，国有企业的困难：一是效率低，1997年企业的亏损面到了40%；二是包袱重，很多企业几乎是承担了全部的办社会功能，有的大企业除了火葬场没有之外，社会所需要的所有服务体系都由企业负担；三是“小、散、软”的情况非常明显。“小”就是企业规模不够大，“散”就是散布在各个行业当中，“软”就是核心竞争力不足。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三条：第一条就是政企不分。政府把企业作为一种行政工具，过多地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有的企业技术改造、甚至是一个设备的更换都要报批，造成企业有了问题不去找市场而是去找市长；第二条是缺乏持久的激励机制。国有企业资源动员能力非常强，在很多行业是占有垄断地位的，但是国有企业有一个明显的劣势，就是它缺乏对主要负责人的长效激励机制；第三条是亏损责任不清晰。大多数企业都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盈利了都高兴，亏损了却没有人负责。

　　二、产权改革是对长期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实践，走到产权改革这一步经历了异端很长的过程。因为这条路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八十年代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是在政企关系和管理上进行一些改变和调整。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了缓解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出资人不明确、代理链条过长，缺乏控制、缺乏长效激励等深层次问题。

　　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逐渐深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了产权清晰的要求，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一次很大的飞跃。但是产权制度改革推进的并不顺利，原因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意识形态束缚的国家里，在关于“姓资、姓社”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的困扰下，在政治评价高于经济评价的环境下，要做出产权制度改革和突破的决定，难度是非常大的。同时，改革面临着来自企业职工的压力。一个几代人赖以生存、为之奋斗的国有企业，如果改制了，职工何去何从？因此，尽管思想认识上飞跃了，可与现实情况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虽然也提出了“改革攻坚战”等口号，其潜台词实际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但操作起来基本还是围绕着如何让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在技术层面怎么做得更好一些，而没有真正涉及深层次的产权问题。

　　直到2003年，中央明确提出了产权制度改革。这是经历了十年的探索、徘徊、思考，最终实现的突破！十六大明确了产权是企业改革的主要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可以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产权制度、关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未来二十年到五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那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决不是几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对二十多年改革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这是一个融历史的选择、民族的智慧、全党的勇气和人民的宽容于一体的决策。

　　三、对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认识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全国人民所共同关心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也是伴随着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而来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如果有人说国有资产没有流失，那是不正视现实，有人甚至曾这样形容：国资的调整是微利时代的最后盛宴！国有资产大规模调整是从1993、1994年开始的，到2003年将近十年时间当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比比皆是，低价评估的有，自买自卖的有，隐匿转移财产的也有，暗箱操作的更多。所有的动作都是权力与金钱相结合，私下交易，行话叫“勾兑”。

　　国有资产流失既然是一个现象，就有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产权不清晰，没有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对这个流失负责任；第二，交易的利益关联不正常。在产权清晰的情况下，卖者都希望多卖钱，因为他的个人利益与交易的价格是正相关的，卖国有资产可不一定，有些是不相关，卖多卖少跟个人没有多大的关系，有些甚至是负相关，卖少一点个人装在口袋里的可能更多；还有，中介机构素质差也是原因。产权交易的是一种特殊商品，必须借助专家才能来完成。我们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律师事务所，个人诚信与职业素质之差，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上届总理对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是“不做假帐”；最后一点：法律法规不健全，无章可循。

　　当然，产权、股权的价值有时是很难判断的，一项产权在不同人的眼中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对国有资产流失要有一个基本界定。我个人认为：没有经过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的监督、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认可，以私下大幅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把它出售掉，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否低于评估值转让不应成为判断流失与否的唯一标准，产权的售价更其实更应该是它未来收益的折现。

　　改革是有成本的，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应该由国家支付的改革成本，那不是流失。前面谈到了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是几代人的付出所积累起来的，国家原来的约定是低工资、低福利，但有工作保障，有养老和其他福利。现在这个条件变了，要给予补偿，对过去做出的贡献做出补偿。因此国企改制的成本相当一部分要用于对这些职工的补偿。

　　还有一个要关注的话题，就是如何认识企业家的贡献。企业家应该是指那种能敏锐发现市场商业机会、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这些都能使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如：张瑞敏、李东升，他们是社会的财富，跟一般人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宽容，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

　　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性安排

　　认识到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问题，就要寻求解决途径。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方面，也曾做了若干种制度设计。有人认为卖国有资产核心问题就是价格，易应该设计一套非常精准的价值评估体系。可是任何评估的办法只能评出资产的价格区间，而不是它的精确价值；也有人想建立一个强力机构，授予全权，从人身监控到各种刑侦手段全部用上，看谁敢偷盗国有资产，后来发现维持这样一个机构的综合成本可能远远比国有资产流失的还要多，不划算；当然也有人想过发动群众。最近郎咸平教授激起的国企大讨论也许就是这个思路。中国的国有资产是13亿中国人民的，卖10亿搞一次全民公决？实际上，这样操作有困难。后来想清楚了，国有资产转让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行为还要靠市场机制。于是中国的一个专门为国有资产转让而设计的市场出现了，这就是产权交易市场。

　　产权交易市场的基本设计思路就是四个字：“公开、竞争”。公开就割断了特定的利益通道。原来某他人是某个国有资产的决策人，他跟谁关系好，也许就低价把企业卖给谁了。现在不可能，他必须把兽让信息公开，让所有潜在的买家平等得到这个信息，然后开始竞争。只要是市场的公平竞争卖者都想卖个高价，买者都想少出钱，若干个买者与卖者的博弈，就形成了市场价格。

　　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明确了他是国有资产排他性的损益责任主体，之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对于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制度安排上已经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2004年国资委又围绕3号令的贯彻落实陆续颁发了一系列配套文件，业内称“一拖八” 文件，文件中就如何选场、如何监督、如何信息通告等做了规定。这一套制度设计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国有资产正常流转而不流失的通道。

　　那么，有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就能保证国资产绝对不流失了吗？也不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几十万个国有企业，制度只能约束绝大多数，是开通了一条大路，但“小路”还是可能有人走，只是走“小路”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少的，因为要付法律责任。

　　围绕着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我个人还有几点思考:

　　第一、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绝不能停止。国企改革走到了今天，可以说是人民的支持，全党的勇气共同探索出来这么一条路，这条路是符合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业界共同的选择。国企改革走到了2003年12月31号，国有资产流失的解决方案已经形成了。产权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还存在问题吗？可能存在，这是由于产权改革不到位，要进一步的推进、深化。把这个篱笆扎得更严密一些，而不是把篱笆拆掉。

　　第二、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关键。产权是企业的出发点与归宿，产权提供稳定的预期，产权凝聚起所有的要素资源。因此产权改革远比诸如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减负要基础和重要得多。

　　这里有一个顾虑，说产权改革是不是要把产权清晰到自然人，完全民营化。不是这样的。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实际上是找到了一条路，就是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今后可能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少，但是国有资产会越来越多。同时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最大难题，就是谁对它持续负责，国有资产已经明确了其损益的唯一责任主体——各级国资委及授权机构，其运营通过股份制这样一种方式也得到了解决。

　　本文作者：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