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8月9日，郎咸平一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经传媒广泛报道以后，郎随即遭遇了经济学家们的反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称：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不容否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也以“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为回击。

    当下，这场席卷了几乎中国所有媒体的全民论战，正存在南辕北辙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一种是等而下之，沦为简单道德评判；一种可能是形而上之，从而使公众理性地通过这场大辩论找出改革症结所在，寻求解决方案，使产权改革回到健康、稳步的轨道上。

    如今正当呼唤理智的紧要关头，只有政府、传媒、辩论双方、社会公众都持有宽容而理智的心态，这场论争才能真正有益于中国产权改革，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利益。

    持中而论，“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不容否定”的正确是毫不能含糊的，“国退民进或民营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是被逼出来的”之语可作注解。

    当然，在谁也不能否认“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的同时，谁也不能由此推论出“善待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毕竟并不等同于“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更何况企业家中亦分三、六、九等，这就存在偷换概念的嫌疑。

    对于产权改革，要防止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因改革个案程序的非公正性而否定产权改革大方向；另一个极端是，因强调产权改革方向正确，而掩盖了产权改革程序上的“黑箱操作”痼疾。而这个肿瘤衍生出的“病变”——财富再分配的不公正，一旦“恶化”为社会的严重贫富分化，阶层冲突对抗加剧，它甚至会断送中国市场化变革的进程，而中国市场化的夭折将是社会各阶层的共同灾难。

    在多轮的产权改革“公平与效率”的辩论每每虎头蛇尾之后，社会舆论、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对之习以为常，乃至麻木，但社会弱势群体的“仇富”心理的存在，郎咸平强烈的个性色彩与这种社会情绪结合在一起，便促使了“休眠火山”由此喷发。解决这道只能是为中国寻找一个全国统一、公开交易、市场竞价的产权改革规则。因此，这场论战中所有理智、有社会责任感的参与者都应该放下个人意气、将注意力聚焦于此，从而形成社会进步的合力。

    从技术操作上看，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规则其实很简单——实行市场公开竞价即可。企业价格自然根据其盈利能力泾渭分明——盈利能力好的企业可以多倍溢价，盈利能力差的企业甚至可以零价格转让，竞争机会的公平由此彰显，交易程序的公正由此体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此运作，效率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大大提高。因为，一个统一规则，公开市场的产权改革，一定比逐一个案操作、黑箱议价效率高得多。

    那么，阻力从何而来，台面上的理由是“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如果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出让就是流失。这个理解哲学上是教条主义，经济理论上是反市场的，它是计划的价格，不是市场的价格，市场的价格是买卖双方通过公开寻价而达成的。所谓的国有资产必须以净资产价格转让，表面上言之有理，其实它不仅有“叶公好龙”的嫌疑——以计划行政的手段是修不成市场经济的正果的，而且有“权力寻租”的嫌疑——不允许正大光明地市场竞价，必然导致黑箱操作，权钱交易在所难免。

    如果社会舆论不混淆视听，如果通过这次大论战，全社会能够达成产权改革程序必须“公开、公正、公平”的共识，进而推动它的实现，则此次争论善莫大焉，功莫大焉。否则沦为君子小人之争，产权改革依旧是一笔糊涂账，则不仅是辩论各方的耻辱，更成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场闹剧。

    在再一次坚定产权改革方向不可动摇的之际，更需要再一次强调产权交易的程序公正。

以市场化狙击能源短缺

    随着中国工业化悄然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油电煤等能源的短缺问题开始尖锐起来，油价上涨，“拉闸限电”，市长“抢煤”等现象开始搅动人们的神经。于是乎，有的人开始担心中国的工业化能否持续进行下去，国际能源争夺战是不是会激发世界大战等等。有这种担心没有坏处，但大可不必过分担心。因为我们拥有狙击能源短缺的杀手锏——市场化。

    为什么市场化可以狙击能源短缺？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经济学家梁小民在《经济学家的赌博》一文中，讲了马里兰州立大学的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与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尔里奇(Paul Ehrlich)，就不可再生资源是否会消耗完进行赌博。埃尔里奇认为不可再生资源迟早会用完，其价格会大副上涨；西蒙认为这些资源不会用完枯竭，从较长时间看，价格不但不会大幅上升，还会下降。他们选定了铬、铜、镍、锡、钨5种金属作为赌博对象。每人以假想的方式买入1000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200美元。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这5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上升了，则西蒙就要付给埃尔里奇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5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则埃尔里奇要付给西蒙这些金属的总差价。结果是到1990年这五种金属无一例外地跌价了，埃尔里奇守信地将57607美元交给了西蒙。

    西蒙凭什么赢得了这场赌博？凭的就是市场价格机制。我们知道，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价格灵敏地反映着资源的供求状况或稀缺程度。当某种资源出现短缺或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上升。价格上升，意味着使用该资源的成本上升，这会抑制对该资源的需求，即导致需求下降，缓解供求矛盾。与此同时，价格上升，意味着生产该资源的利润增加，这会刺激对该资源的开发和生产，即导致供给增加，也会缓解供求矛盾。但问题是上述5种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总量越来越小，供给不可能无限地增加，价格应越来越高才对。那为何这些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价格反而下降了呢？原因是市场价格机制刺激人们不断开发这些资源的替代品。当某种资源价格上涨到生产替代品也有利可图时(生产替代品需要创新投入)，替代品就会大量出现。如铜和锡的价格上涨导致其替代品塑料制品和光导纤维的大量出现。替代品出现，意味着供给增加，结果使这些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价格下降。

    可见，只要有市场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就没有必要过分担心能源短缺。那种用某资源探明储量除以每年消耗量，得出该资源还能用多少年的简单算法，是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和人类利用资源的基本规律的。像石油等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实际上永远也用不完，因为只要石油价格上升到足够高，一定会有替代品出现，剩下的石油由于开发成本过高，因而无人开发，石油也就不会用完。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市场价格机制尤其是上述结论赖以存在的完全竞争市场价格机制也是“稀缺资源”。在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能源的短缺或近乎短缺是完全可能的。许多野生珍稀动物之所以趋于消亡，就是因为这些野生动物属于没有界定产权的“公共物品”，市场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西蒙与埃尔里奇的赌博是在市场价格机制比较完善的美国进行的，因而西蒙赢了。如果在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的国家进行，则西蒙不一定会赢。

    面对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宁愿相信政府，也不愿相信市场，因而加强政府的控制，限制市场的作用；另一种选择是宁愿相信市场，也不愿相信政府，因而加快完善市场价格机制。一般说来，在政府不是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和高效政府的情况下，相信市场常常更可靠。

    我国目前出现了部分能源的短缺，正确的狙击方法是加快推进能源的市场化。具体办法有：一是加快国有能源企业的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放宽能源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大力发展非国有能源企业，特别是要鼓励民营能源企业的发展；三是尽快放开能源价格，由市场供求来决定能源价格；四是与国际能源市场接轨，鼓励能源的进出口；五是转变有关能源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审批，加强服务，特别是要加强信息的服务。

    而需要警惕的是，借口能源短缺而控制能源价格，限制能源进出口，垄断能源供求信息等反市场行为，只会加剧能源短缺，而不会缓解能源短缺。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