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银行业更像是一部“电影”，不断地为我们上演着一场场“剧目”。这其中，既有“悲”，又有“喜”。

    “悲”的是老百姓还不满意银行目前的服务，而银行似乎只是埋头于大刀阔斧地削减自身不良资产率、明晰产权，早已忽略了其称为“上帝”的储户是何感想？

　　“喜”的是在国家政策帮助与自身努力的共同作用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大幅下降，不良资产总额和不良资产率实现持续“双降”。全国113家城商行、股份制银行改革和正在考虑纳入整个金融改革系统中的农信社改革。

    这部“电影”的高潮之处便是国内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而高潮处亦是争论处就像人们不相信只有引进足球外援才能提高俱乐部水平一样，人们不愿意相信“引进战略投资者”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而现实中，在2004年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国有银行开始争先恐后地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他们狂热而简单的一厢情愿劲头，让人想起前美国总统胡佛在大萧条时代的名言：好日子就在前边，拐过街角就是。

　　一位在上海银行任职的朋友对我说，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时，曾经签订过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最后，汇丰所谓的技术援助不过是银行业务的一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术从来都是“绝援体”。

　　这种结局其实完全可以预料。在中国最新一轮的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即使学到了，这些管理和技术似乎也没有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多少提升。老外不愿意“教”只是一个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不鼓励“学”。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曾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

　　实际上，对中国金融业来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并非那么神秘，也远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个咨询公司三拳两腿就可以将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时髦女郎”的事实说明，先进管理和技术离中国国有银行实际并不遥远，显然，中国国有银行的关键隐患并不在缺乏管理和技术，而是在别的地方。

　　狼要来了，羊还没准备好

　　在采访中，我曾一度听到这样的声音：“外资进入就好比‘狼’要来了，国内的银行无论从核心竞争力还是服务理念上都像是一只绵羊，把狼放进来，羊就该遭殃了。”因为从2006年12月开始，外资银行将被允许在中国的任何城市向中国的任何老百姓经营人民币业务，为他们存款，贷款，为他们理财，成为中国居民享受银行服务的又一新选择。对于新兴的中国银行业来说，这个挑战充满了强烈的刺激。

　　为此，国内股份制银行开始他们的整体“变革”。2005年，北京商业银行因为要突破地域的限制而改变为北京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为了调整业务和能够顺利上市而更命名为中信银行等。在我看来，他们是在适当的时间做了一件最合适的事情。因为不知从何时起，银行“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早已不能满足其自身的发展了，更何况对手是实力强劲的外资银行。更名之后，将开发老百姓用得着的银行产品摆在了银行重点业务的前列。

　　此时，距离国内金融业向外资全面开放还剩300多天，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也应该多听老百姓、企业的意见，毕竟，他们才是银行真正的“衣食父母”。

　　银行卡的收费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也一度成为百姓议论的焦点。银行的解释是，为了和国际看齐。坦白说，人们并不缺少那几块钱的手续费，之所以会引起轩然大波，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百姓不满意银行提供的服务。“去银行交个水电费，排队的人都能站在银行门外”；“周末急需用钱的时候，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也休息了。”其实，纷争的焦点不在于“为什么收费”，而是“凭什么收费”。

　　另外，在2005年年初，由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牵头，18家外资银行组成的外资银团向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发放了一笔1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银团贷款。这是自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向外资银行开放后，在沪外资银行首次联合向中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引起了上海中资银行的强烈反弹。

　　外资银行早已开始与中资银行展开对优质中资企业的竞争，这一趋势随着人民币业务的逐步开放而越发明显。我们不妨做个假设，现在国内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如果在外资全面进入后得到顺利解决，国内的银行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答案很难去想象。（刘永刚）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