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问题历来敏感，争议也大。当年为避免争论，邓小平曾说不要问姓“资”姓“社”。老人家一言九鼎，力排众议，为改革赢得了时间。令人困惑的是，时至今日学界却对产权改革讳莫如深。我无意挑起争端，尽量避开所有权，重点谈交易费用与产权安排问题。

    话虽如此，但要真正讨论到产权，所有权却很难回避得了。不是说产权与所有权不能分开，而是在很多人看来，两者就是一回事。前些年有人对国企产权改革多有微词，说国企产权归国家，清清楚楚，难道搞私有化才算产权清晰？望文生义的批评，我当然不赞成。不过，要把问题说清楚，还得对所有权与产权概念作交待。

    在现代经济学里，所有权与产权，不仅能分离，而且并行不悖。留心观察, 现实生活中一项物产所有权属张三、产权归李四的现象不少见。比如银行的信贷资金通常来自储户存款，这些资金的所有权是储户的，可为何银行不征得储户同意就可按自己的意愿放贷呢？原因是银行通过支付利息，从储户那里购得了资金的产权。由此看，产权不同于所有权，可以各有所属。

    是的，所有权强调的只是归属，是法权；而产权则是指除了归属权之外的其他三项权利：即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所谓产权清晰，只是将此三项权利界定明白，与所有权无关；而且所有权清晰，产权却未必清晰。

    举个例，张三、李四相邻而居，北院是张三的私产；南院是李四的私产。有一天，张三在自家院子里焚烧垃圾，北风将烟尘刮进李四的院子，起初李四好言劝阻，可张三置若罔闻，结果两人大打出手。何以如此？是产权不清晰。当初张三建房时，法律并没规定在院子里不能烧垃圾，而李四建房时，法律也没承诺他有不受污染的权利。

    从上例可见，尽管南北两个院子分属张三和李四，皆为私产, 所有权很清晰，但产权界定并不清晰。于是这就带出一个问题，产权不清晰，会引起相关当事人的摩擦，要避免摩擦，就必须明确界定产权，那么，产权应该如何界定呢？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说：“若交易费用为零，产权界定清晰，无论产权界定给谁皆不影响经济效率。”所谓交易费用，顾名思义，是指利益各方为达成某项交易而产生的协调费用。如用于谈判、通信方面的花费；请客送礼的开销；调解纠纷的行政费用或法律诉讼费用等。总之，除生产费用之外的一切费用，都统称为交易费用。

    假如科斯的前提成立，结论肯定对的。说我亲眼所见的例子。多年前，我曾赴湖北某企业调研，见厂门口有十数人静坐，问原因，工厂主事人告诉我，静坐的都是周边居民，他们生病认为是工厂冒烟所致，故要求厂方报销医药费。按科斯的理论，解决此纠纷不难。如果政府能明确居民有不受污染的权利，那么工厂就得安除尘器；相反，如果明确工厂有冒烟的权利，那么居民就得集资替工厂安除尘器。

    问题是，交易费用为零是个理论假设，除了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真实生活里几乎不存在。还是上面的例子，假如政府把产权界定给工厂，居民花钱给工厂安除尘器，可工厂的头头说，安除尘器可以，但得给工厂一些好处费，不然不让安。于是就产生了交易费用，若交易费用过高，后果有两个：一是维持现状，居民继续受污染；二是居民不堪忍受，到工厂寻衅滋事。

    很明显，一旦有了交易费用，产权界定必受交易费用的约束。或者说，产权如何界定，必须顾及交易费用的高低。想想吧，当下政府为何要求企业节能减排？从产权角度看，这实际上就是限制企业排污权，而把不受污染的权利界定给居民。政府这样做，一方面是保护环境，另一方面，也是考虑交易费用。因为把产权界定给居民，交易费用比把产权界定给工厂要低得多。

    类似的例子：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人行道撞伤行人要负全责；在机动车道伤人也要赔偿。为什么？因为把产权(安全保障权)界定给行人，不仅交易费用低，而且可减少交通事故。还有，国家规定不许强行撤迁民宅，原因也是保护民宅的交易费用低。如果民宅不受保护，允许强行撤迁，那么引发的社会矛盾会层出不穷，政府管理的交易费用将不堪设想。

    相反的例子，是农民的耕地产权。国家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可现行承包经营权，只含使用权与部分收益权，转让权并未界定给农民，所以近年来强征农民土地的事时有发生。农民不服，于是就上访，有的地方甚至还闹出了人命。假如国家能明确规定，土地产权(包括转让权)归农户，卖与不卖或按什么价格卖，一切均由农民自己做主，政府处理土地纠纷的交易费用就会大大降低。

    最后让我归纳本文要点：第一，产权有别于所有权，明晰产权不等于要改变所有权。第二，公有制产权不清晰，私有制产权也同样不清晰，因此产权改革未必要搞私有化。第三，产权包含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明晰产权就是要将此三权明确到个人。第四，产权作何种安排，最终应以节约交易费用为依归。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