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公司治理症结，探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路径，从多重意义上说，郭树清都是在关键时刻接任了董事长一职。

　完全可以想知，对49岁的郭树清而言，日前受命出任中国建设银行“一把手”，比起他七年前升任贵州省副省长还要来得突然。
　　这位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此前一直兼任着中国建设银行大股东汇金公司董事长的职务。2005年3月14日，郭树清确知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出事”的消息；两天后，建行董事会接受张恩照辞呈；3月17日，郭本人便挑起了建行党委书记的重任，一周后的3月25日正式出任董事长。
　　两周后的4月9日，郭树清在北京金融街的建行总行接受了《财经》杂志专访。他那间位于20层的董事长办公室有些凌乱，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面，整排书架都是空空落落，显示出新主人到来的短暂与仓促。
　　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其间，北京罕见的春雨悄然而至，淅淅沥沥打湿了玻璃窗。

“管理层本来就不需要董事长天天盯着”
　　此时的建行，仍处在舆论的聚焦之中。
　　3月16日张恩照辞职消息传出，外界猜测纷纷，议论不断。郭树清的接任，由是也有了更多的“救火队长”色彩。不过，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并没有多谈建行之“火”，看去相当乐观。
　　“要说这件事情对建行没有影响，是不现实的。”他说，“但并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大。建行的经营管理、业务发展、改制重组，都没有受到影响。建行今年以来的收入和利润完成情况一如计划和预期。就是从3月14日到董事会召开那几天时间有些议论，有点人心波动。”
　　影响不大的原因，郭树清归之于“改制”。半年前，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原行长张恩照成了董事长，新行长是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常振明。用郭树清的话说，“管理层本来就不需要董事长天天盯着”。
　　他进而分析说，这说明银行的改制是有作用的，对主要领导人甚至“一把手”的依赖在降低。“就是哪一天我辞职了建行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小平同志当年倡导的境界开始出现了，一个国家、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都不能把稳定和发展押在一个人身上。”
　　张恩照究竟缘何去职？官方消息说是“个人原因”，外界几难相信。3月20日《财经》杂志披露这位前建行首脑在美国卷入贿赂案的消息后，海内外媒体更普遍认为，涉嫌在美受贿或其他经济问题，极有可能是张恩照去职之主因。由张恩照事件，再联系到三年前的建行行长王雪冰下台，人们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选任机制与法人治理结构提出尖锐质疑。
　　谈及自己的前任，郭树清表示，张恩照的辞职之所谓“个人原因”，是指“对建行的资产负债不会产生影响，对权益不会有影响”。
　　郭树清介绍说，从此番张恩照去职的过程看，应当承认建行的法人治理已有所成就。尽管现代企业制度还很不完善，但是它已经开始发挥实质性作用。
　　据透露，张恩照3月13日（周日）提出辞职，建行董事会成员14日便接到正式通知；原计划15日召开董事会，但因为有两名海外独立董事分别在香港和日本，来不及赴会，董事会推迟至16日。此后，3月17日建行召开了党委会，郭树清就任党委书记；25日，建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他被选为董事，在随后召开的董事会上被选为董事长。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对于这件事我们的反应比较及时，汇金公司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说。
　　两年前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去职，当时该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媒体报道后方知晓情况，极为尴尬和恼火。此番建行在张恩照事件上的处理，确实进步得多。
　　但据《财经》了解，张恩照在美国被起诉是在去年12月9日，而传票及起诉书送往中国是在今年2月间。然而，无论张本人或接触过有关司法起诉文件的部门，均未向建行大股东汇金公司通报有关情况。直至《财经》3月20日刊出《张恩照美国被诉》一文前两天，汇金公司有关法律人员方始试图通过国外网站获得张案起诉书等有关文件。这仍然显示了大股东对包括公司董事长在内的管理层，仍无法更及时地加以监督。

“两会合一”到“两会分开”
　　在3月22日郭树清上任后的首次党委会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党管干部不是党委书记一个人管干部，也不是党委跨过经理层管干部。过去由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直接主管的人力资源部，今后划归行长管理。同时还明确，公司内的所有行政部门包括监察室，都受管理层领导。
　　与这一决定相同步，郭树清结束了建行原来党委会与行长办公会实际上“两会合一”的制度，改为两会分开。据《财经》了解，建行的行长办公会目前每周最少召开一次。郭树清作为董事长有权列席，但至记者采访时，他并未出席过这类会议。而董事们获得了正常的信息渠道并可以列席许多专题会议，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很快就活跃起来。
　　向记者谈起这一变化时，郭树清显得颇为轻描淡写，只是说，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设立的所有机构，都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责任，不能搞成几个花瓶。不过，建行的人都明白，这正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深刻变革。
　　去年9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建行初步设立了合理的公司治理架构，董事长、监事长和行长的职责在公司章程上也已经明确。但此架构在建行运作时，却与良好公司治理有极大差距。
　　据悉，从去年9月至今年3月中旬张恩照去职前夕，建行只开过三次董事会；在正常情况下应提前十天知会董事会议内容的相关规定，在现实中也被缩减为一天。另一方面，党委会却成了经营管理的核心，半年来开会多达几十次，讨论程序性的事务，对人事任免、经营管理和工资福利等一应事项作决定。党委班子亦对相关工作有具体分工。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其实一直就是王雪冰、张恩照这些一把手说了算，其他党委成员在大会小会上都是不吭声，只会附和。”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曾对这一现象有此总结。他认为，“无论如何，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的情况看，董事们根据了解到的有限的信息，对建行的高管层是不满意的，认为他们没有做好工作。”
　　担任着汇金公司副董事长的汪建熙则回忆说，“我刚从证监会出来的时候，真是非常吃惊。听说建行一个不太大的项目也上党委会讨论。在证监会，党委只负责组织人事、思想政治、谈心会的工作，具体业务都是上主席会。但这些银行都是开党委会。”
　　据悉，“张恩照时代”的建行有一套“建设银行党委会规则”，明确规定董事会要向党委会汇报。谢平直指此举“明显违背《公司法》，也违背中央关于党建工作的意见”。《财经》获悉，去年底，经张恩照主持的党委会讨论，原决定分年度奖金，标准相当高，幸有董事会及时把关，此举方被阻止。
　　当然，2004年9月所有者到位的格局，也对建行的公司治理产生了某些积极影响。汪建熙回忆说，张恩照本人与大股东汇金公司还是有“正常沟通”；当董事会就章程修改等重大问题行使权力时，张也显示了配合与重视。但董事会很难通过建行其他高管成员或自己派出的专职董事，更多更及时地了解建行的情况。
　　“有董事反映，好像行里有意不让员工跟他们多说情况，如果说了不该说的话，行领导要追究责任等等。”汪建熙说。
　　《财经》还了解到，因为建行所有的事情都在党委会研究确定，而专职董事均不是党委成员，所以对重大事项的决策一无所知。
　　郭树清接受《财经》采访时并未详细谈及从“两会合一”到“两会分开”的背景。他只是平静地解释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核心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落实责任最关键。首先要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关系理顺。按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形成相互之间的制衡机制。汇金公司是主要大股东，有选派董事的权力；董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对董事会、监事长、行长等高管都有监督职能；而和经营管理有关的所有权力，应该放在行长办公会下面，包括人事权，甚至副行长的提名都是行长的权力。”
　　这位新任董事长对自己的前任颇留情面。他表示，自己上任后首先就是把行长办公会和党委会分开，不过过去“没有分开也是过渡”，因为“改革有一个过程。我的这个做法也并不突然，是连续工作的结果。”

如果董事会不是“橡皮图章”
　　“改革有一个过程”，确也是事实。建行董事会成立半年，但现在仍然没有董事会办公室，或许就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郭树清在出任董事长后的首次讲话中就提出，“我建议近期要研究成立专门的董事会办公室的问题，更好地为董事会正常运转提供服务。建议由董事会秘书宣昌能负责研究此事。”据悉，董事会办公室目前已着手从行长办公室分离出来。
　　建行董事会由13人组成，其中包括董事长，以及6名股权董事专门派往建行担任专职董事。董事会又下设五个委员会，分别为战略与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专职董事主要通过五个专职委员会发挥作用，并了解日常经营情况，向汇金公司的建行工作部进行汇报，其工资也在汇金公司领取。
　　据《财经》了解，半年来，建行专职董事发挥作用相当有限，有些委员会除了选举主席，再没有召开过会议。专职董事们虽在建行上班，但对银行的大量信息无法获取，有些重要会议也无法参加。例如就在张恩照去职前夜，建行在广州召开了有关全国年度预算财务的计财会议，即有意未让专职董事参加。
　　“建行内部出了这么多事情，董事们提出要对一些高管、一些分行领导进行责任追究，但建行的党委会也置之不理。”谢平告诉《财经》。在建行内部，还存在担心专职董事的行为干预企业正常运营的顾虑。汪建熙就承认，“董事究竟应怎么做也没有一个标准，也在摸索，可能有些作法干预到正常经营了，也需要调整”，当然，这是“新老体制交替中出现的问题。” 
　　郭树清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专职董事如何与经营层相互适应”要有个过程。他说：“董事和董事会的职责是明确的，可以对经营层进行监督，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在董事会上提出议案，甚至可以罢免和辞退管理人员，但不能干预日常经营。我们正在探讨，专职董事要不要列席行长办公会，我有些担心，董事列席会对行长形成压力。尽管他们不能发言，但其表情、肢体语言，会不会造成对正常经营的干预？我们没有经验，只有慢慢摸索。”
　　郭树清在建行董事会的发言中，体现了他对如何发挥董事会作用的一系列想法，内容主要为五点，包括理顺公司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关系；要切实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建立使董事、监事可以及时充分了解经营运作情况的信息渠道；明确董事会与各相关业务部门的关系；研究建立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问责制（参见《董事会的角色》）。
　　这些想法，当然都是有的放矢的。

“中管干部”多寡
　　在建设银行，郭树清将人事部门划归行长办公会，又反复强调行长对于高管的提名权。
　　此举是否与传统意义上“党管干部”的原则相矛盾？根据建行章程，行长具有副行长提名权；而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任免权事实上仍在中央，副行长以上的高管属“厅局级”的“中管干部”——两项原则如何协调一致？
　　学者出身的郭树清显然对这一问题已深思熟虑。他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要和市场化选择经营管理者的机制相结合，这个问题以后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其实，党委在企业经营中是参与决策，本来就不应越俎代庖。
　　“这是按《党章》办事。”郭树清解释说，《党章》规定企业中的党组织是政治核心，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方针政策，而且强调企业党委要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其次是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是在重大问题上把关定向。对经营活动和重要人事决策应当是参与，但不是说党来代替决策，干预正常的经营管理。党的活　　
　　动一定要在法的范围内。党不可能凌驾于《公司法》之上。
　　“《党章》和《公司法》并没有矛盾，有矛盾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是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要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党章要求来办。建行章程正在继续修改，但思路就是这样；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他说。“这是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规定的。”
　　实际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据《财经》了解，目前在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党管干部”的原则在各种利益驱使下被扭曲的情形绝不在少数。多年研究金融改革的谢平就指出，党委书记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控制着人事任免权。行长、副行长、部门总经理、副总经理、分行行长主要目的都是升迁，而这80%取决于党委是否推荐，因此党委的力量就显得特别具有决定性。想当副行长的“中管干部”，也是由总行党委先推荐。
　　“如果主要目标是当‘中管干部’，这就有可能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偏离了。”谢平说。
　　目前在建行，董事长之外的高管人员共有八名，包括行长一名、副行长四名、行长助理两名，以及总稽审一名，均系“中管干部”。尔后，九名“中管干部”和监事长组成党委会，董事长和行长、监事长分别任党委正副书记；党委成员中的董事长、行长及两名排名最靠前的副行长，又在总数13人的建行董事会担任执行董事（参见附表：建设银行法人治理图解）。
　　专家们提出，在这种结构中，高管人员是对董事会负责还是对组织部门负责？潜规则如何写就？如果潜规则比显规则更硬化，则董事会的权力必然弱化。
　　当前学术界有些人主张，国有金融机构的“中管干部”制仍可保留，但人数应当减少，例如谢平就提出，“中央就管董事长，顶多在过渡时期派行长，其他职务全部通过市场招聘。像建行这种情况，国家派董事长和行长就足够了。”
　　同样是经济学家出身，郭树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看法略有不同。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他未直言应减少“中管干部”，并认为目前“中管干部”主要是一种资格，不会改变行长提名、董事会通过的程序。而程序既然存在，就要行使职权，“不是走走形式”。
　　不过他也承认，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后，假如占到一定股份的战略投资者提出要派一个副行长或其他高管，则不可能用“中管干部”的资格去限制了。
　　“行长一下子从市场招聘未必合适。常振明绝对是市场人才，虽然是组织部门挑选的。将来首席风险官、财务官有可能直接从市场上找，副行长也不是不可以。”他还说。
　　“情况会改变，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第八条的原则不会改变。这一条已经提出，要把党管干部和市场化选拨人才机制结合起来，不是说要不要结合，是必须结合！”郭树清的看法柔中有刚。
　　其实不独“中管干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即使在非“中管”系列，也一直存在行政级别，并给以相应的待遇配套。去年10月，中国银行在股改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取消行政级别，建行也作了类似改革，但是，人们的头脑里“行政级别”还没有完全消除。

建行仍然期望年内上市
　　几乎在闻知张恩照出事的瞬间，业界观察家便联想到建行的上市计划是否能够如期执行。
　　建行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试点行之一。自2004年年初接受225亿美元注资之后，这家总资产达3.7万亿元的银行拟议中的上市地被确定为海外资本市场，最初的说法是同时登陆香港和美国股市，而且最早有时间表将之确定为“争取2004年年内”。
　　去年9月，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后，上市节奏加快，目标中的时间和地点据称也做了务实的调整。对外当然是缄口不言，不过市场分析多认为，建行很可能放弃门槛较高的美国市场，改为在香港和内地同时上市。其时间确定在今年年内。
　　在此背景下，3月16日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去职的冲击愈发强烈。建行是不是该继续选择上市？能不能上市？什么时候上市？这些问题颇为市场瞩目。
　　对这些问题，郭树清没有回避。他觉得，一个像建行这样的全国性大银行，如果不改革、不走出去的话，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所以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上市正是转变经营机制、建设现代化商业银行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惟一途径。“争取上市，确实可以加快改革步伐，引进竞争和监督机制，引进国外管理经验和人才，可以自加压力。”
　　他坦承，建行的上市工作还在按原来的设想进行，如果进展顺利，则年内仍有把握。当然，建行仍对市场可能的变化有心理准备。“我们也不是那么死心眼，非得一条道跑到黑。”他说。“从外界对建行的信心来看，目前总的来说是非常积极的，当然也有一些机构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疑虑，我们认为是正常的。”
　　谈到上市的迫切性，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高层都有较多接触的汪建熙透露，两行的思路其实不完全一样。“中行一直没有那么急，不过建行很迫切。”汪建熙认为这是各人见仁见智，就改革而言，应视各自内部情况而定。
　　“有的认为上市可推动改革，否则内部抵触比较大。应该承认，各有各的计划安排，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除非是有意地不去改革。”汪建熙还认为，在张恩照任职期间，建行内部改革动作相对慢，而上市则至为迫切，这确是个事实。
　　建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前期谈判。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建行在引资谈判中曾面临大量挑战。外电多分析，入股这样的银行出资过高而所获股份过低，最终很难对决策发生影响。外资提问最多的还有一个问题：建行到底是一个董事会还是两个“董事会”？建行一方则明确回答：当然是一个董事会，党委绝不会代替董事会。而要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仍然需要改革的推动。
　　郭树清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建行过去的谈判对象有六家，目前增加到九家，国际投资者兴趣很高。而建行选择投资者当然要反复比较权衡，出价不是首要因素，“主要是能不能搞业务合作、技术转让、帮助我们转变机制，这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目的。”
　　按照目前有关规定，外资参股中国商业银行的最高持股比例可达25%。但国内现有外资入股的国有商业银行中，仅汇丰银行之于交通银行、渣打银行之于渤海银行、荷兰ING银行之于北京银行，占比达到19.9%。
　　郭树清表示，建行不会在国家规定的25%之外另设限制，甚至说给一家外资20%股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正在几种方案中挑选，利弊得失各有不同。”
　　据《财经》了解，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现由建行改制领导小组主导，建行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均为小组成员，包括董事、监事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发表意见。目前正在与建行进行谈判的外资金融机构都是第一流的企业，主要来自欧洲、北美，也有亚洲机构。

合格经理人员不到十分之一
　　《财经》在采访中很想听郭树清评价建行的前期改革，而他谈得更多的，则是自己的改革思考。
　　他承认建行“前段时间的改革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动了真格的”。他还依据事先准备的一份材料，报出一系列数字：从建行来看，财务重组固然变化很大，不良资产从2004年初的 12.5%下降到3.5%；人力资源的调整力度很大，近两年分流员工高达8万人；对发放不良贷款等责任人做出了处理，追究责任人3万多人。
　　对于最近商业银行基层行案件频发的现象，郭树清表示，出案子有体制、管理、内部架构、信贷文化、外部环境多方面的原因，但作为商业银行，一定要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要从严要求、加强管理。他表示建行正在考虑在风险管理方面率先实行垂直管理，但他也指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和管理应贯穿在内部系统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门和岗位都应把风险控制和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因此要加强前、中、后台的相互制约，加强总行对一级分行和二级分行的管理控制。
　　“没有一项改革十全十美。”以此作结后，他透露，当前考虑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更好地按市场机制要求，“让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据称现在建行有1万多名公司客户经理，而资质合格的不到1000人；对居民的客户经理7000多人，真正符合要求者不到十分之一。观念转变和人才培养，概括起来就是队伍素质，系首要挑战。
　　“高级经理、客户经理差太多，现在的最大难点是观念转变缓慢，缺乏真正熟练掌握商业银行经营技能的专业人才。”他感慨说。
　　此外，他对当前的市场环境进行了分析，视为国有银行的重大挑战。他觉得，中国现在的市场还不完善，信用意识较差，直接影响金融业发展。郭树清还承认，商业银行现有的问题，包括不良贷款这类过去遗留的问题，处理还会有个过程。
　　解决上述问题，郭树清的思路是“总体规划、协调配套、同步推进”。
　　张恩照事件发生后，网上有上千条贴子在进行议论。记者注意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建行新老员工的贴子，内容主要是对建行前阶段人事改革的意见，认为考评缺乏科学依据，等等。很显然，改革带来了震荡，而改革中的诸多做法也有待完善和调整。
谈及此，郭树清承认，“改革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是方案上的问题，有些是操作上的问题，这也是无庸讳言的。我们要在改革中完善改革。”不过，他更希望银行内部和全社会对改革的探索给予理解和支持。“当然，我们的改革必须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时要为每一个员工设身处地地着想。这些方面我们正在研究一整套具体措施。”
　　显然是期待更多的认同，在采访中，郭树清后来又专门谈到理解和支持改革。他说，中国的国有银行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由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都集中于银行，所以银行的包袱非常沉重。我们的客户涉及到六七千万老百姓，遍及全国，如果银行出了问题，客户都会受伤害。建行是国内第二大商业银行，这样的银行能否振兴，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到整个金融体系。倒退一步说，如果担心银行改革带来过大震荡，总是由国家来补偿，则意味着国家要花很多钱。而且最终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的银行改革，目前也具备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有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有银行上下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的。”这位新任建行董事长说，“所以，这是个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改革，也是个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会成功的改革。”

知和行的统一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新任建行董事长郭树清都属学者型官员。这不仅因其有博士学位、英文流利，从事体改政策研究工作长达二十年，还因其处世行事最为看重“知与行相统一”。这或可解释从无经商资历的郭树清何以甫任建行董事长，即能够给人以一定的信心。
　　“我认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知与行的统一，就是说，其一，理论不能总是停留于解释，要影响实践才有意义；二是理论要通过实践才能深化，理论的造诣必须在实践中有体现。”他对《财经》说。
　　从大学生到博士毕业，郭树清从1978年开始一连读了十年书。此后，他的经历分为两阶段：一是政策研究。从国家计委到国家体改委，担任过体改委综合司司长、宏观司司长和秘书长，其间亲历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改革方案和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包括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外汇改革等；二是深入实践。包括贵州省副省长任上三年，主管计划投资、建设、体改、外经外贸、旅游等，曾直接负责制定全省“十五”计划和实施西部大开发规划，也包括央行副行长、外管局长任上四年，其间担纲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之重任。
　　从政府官员、金融官员，到今天的商业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承认，这一调动对自己非常突然，而且狭义地说，眼前的挑战并不小，特别是自己“没做过生意”，而从央行到商业银行，不同岗位之间的跨度其实相当大。
　　“这是从宏观到微观，从监管到被监管，从政策研究到市场经营，要放弃很多东西，要熟悉很多东西。首先就是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运作和政府部门有天壤之别，此外还涉及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差别是现在要处理人的关系和人的问题比较多。”他说。
　　不过，汪建熙觉得，过去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工作经验也不全是坏事。他认为，郭树清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对改革本身会有很深的理解。而且没有历史的包袱和局限，正可以没有负担的来推动机制的建立和改革。
　　“对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行长来说，重建制度可能更加困难，在心里容易产生一定抵触。”汪健熙说，“现在发生这样的事虽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是郭的到来，可能在推动新体制的建立和充分发挥方面，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到建行履任后，郭树清在中层干部以上的内部会议上，通过闭路电视系统作了第一次讲话。据悉，此次讲话在建行内部获得了“诚恳实在”的好评，和原来张恩照在内外讲话从来不能脱稿、“从不展露自己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在经历了张恩照事件波折之后，新任董事长郭树清要想重新燃起建行员工的希望和外界信心，还有许多艰难的路要走。
　　在受命执掌建行后，郭树清已于3月18日递上了辞去汇金公司董事长一职的函件，但这一辞呈尚未获批准。消息人士称，汇金公司董事长的任命权现在国务院，目前最高决策层正在斟酌合适的人选。

资料
建行改a制轨迹
2003年4月初中国建设银行成立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全行的股份制改革工作进行统一协调和安排。

2003年12月30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中国建设银行注资225亿美元。

2004年6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可疑类贷款转让协议》，向信达出售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并零价格转让569亿元损失类贷款。

2004年8月4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150亿元次级债券改善了资本结构，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充足率。

2004年9月6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200亿美元）、中国建银投资公司（25亿美元）、国家电网公司（30亿元）、上海宝钢集团（30亿元）、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亿元）等5家发起人正式签署《发起人协议》。

2004年9月14日银监会批准建设银行分立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发起人发起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9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届股东大会、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2004年3月18日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去建行董事长职务。

2004年3月25日郭树清就任建行董事长。

董事会的角色

□郭树清/文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转变经营机制，核心问题是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衡的组织框架。关于近期加强董事会的建设问题，我提几点建议：
　　一要理顺公司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关系。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要理顺董事会与公司内其他机构的关系，确保董事会能有效发挥决策机构的作用。我们要遵守《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的召开要按相关规定，提前通知各位董事，并在书面通知中列明议题，提供相关文件。我建议近期要研究成立专门的董事会办公室的问题，更好地为董事会正常运转提供服务。建议由董事会秘书宣昌能负责研究此事。
　　二要切实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尽快明确各委员会的职能定位，各委员会要按职能划分，认真负责，对行内各项规章制度梳理，各委员会要对制度落实情况进行调查评估，查找制度缺陷，及时提出建议。薪酬委员会要根据高管的尽职情况，提出奖金发放方案，报董事会审议；根据董事、监事尽职情况，提出奖金发放方案，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风险管理委员会要查找行内主要风险因素，提出制度上的整改提议。审计委员会要认真做好财务审计工作。
　　三要建立使董事、监事可以及时充分了解经营运作情况的信息渠道。行内部门要定期向董事、监事们提供能反映经营状况的统计资料和文件，董事、监事可列席行内讨论经营决策的各类会议，包括行长办公室会及其他会议。董事、监事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对管理层日常工作构成任何干预和影响。
　　四要明确董事会与各相关业务部门的关系。建立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的信息沟通、文件运转等工作程序。特别是要加强与审计稽核部门的沟通，确使董事会能够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一切职责。
　　五要研究建立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问责制，使得董事会更能代表股东大会对高管人员进行问责，使得董事会更具有独立性。董事会与监事会要相互配合，加强对高管及分行一把手的监督检查。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领导责任追究体制。
摘自郭树清3月25日在建行董事会上的讲话

郭树清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委员
生于1956年8月，内蒙古人
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研究员
1978年3月至1985年3月先后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马列系学习
1985年3月至1988年2月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同时在职攻读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间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
1988年7月至1996年3月，先后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和试点司司长、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1996年3月至1998年3月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秘书长
1998年3月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
1998年7月在贵州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贵州省副省长
2001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5年3月当选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