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秉仁在演讲中称，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地区市场活跃的基金大概是568支，总募集金额达到3095.1亿美元，其中外资基金共324支，占募集总金额的95%以上，这就是说从数量和募集资金的情况看，基本还是外资为主，国内的资金并没有参与进来，这种情况对于业内一直盼望的股权投资有一个较大发展，尤其是应对当前金融危机，股权投资应该发挥的作用，还差得相当远。

　　其次，国内股权投资基金法规严重滞后，政策等等方面并没有开通促进股权基金投资发展的渠道，限制了股权投资的发展，特别是从国际上看，股权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于保险、社保、银行、企业年金等等方面，而目前由于政策的限制基本上现在这些资金还没有进入到PE领域。

　　从股权投资实际运作情况看，特别是退出的机制看，目前还过于单一，基本上是以证券市场为主的退出机制，这造成很致命的影响，尽管要开通创业板市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现在还有待于观察，从好的方面、好的愿望来讲，希望创业板对于股权投资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效果到底如何，现在很难说，因为创业板主要是中小企业，还有待于观察。退出渠道单一，也是影响股权投资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股权投资它是介于资本市场和产业之间这么一个中间形态，它不同于证券市场，也不同于传统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单纯的实业投资，所以退出机制必须是多种多样的。好在研究像北京、天津、上海还有个产权交易中心，过去在体改部门主导下搞这个产权交易中心，这个股权交易实际上就是产权交易，可以通过这些交易来进一步促进股权投资的退出机制，因为股权投资不能顺利退出，当然从我们要求，一般国外来讲5到7年的投资期，但是退出渠道必须畅通，如果单纯依靠上市，那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多渠道的建立一种退出机制，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直接投资股权，这就是说从目前我们中国股权投资的资本构成的退出机制，以及实际投资情况看，可以说正在处于一种发展阶段，2008年我国仅仅有734家企业获得了股权投资，这个对于我们这样的大的经济实体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杯水车薪。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正在初始的发展阶段，还远远起不到对应该的支撑作用，对此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目前社会层面对于股权投资的概念应该说并不是十分很了解，PE机构正处于一种刚刚发育的时期，特别是真正合格的基金管理人才比较缺乏，许多基金管理人是转过来的，对于股权投资运作的一些方式方法，对于整个股权投资市场的了解，尤其对于实体经济的了解，还需要相当一段长的培养成长期，现在看比较成功的投资机构，之所以成功，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管理人才，他既具有搞实业的经验，比如赵令欢，他原来在国有企业当过厂长，同时又对资本市场比较熟悉，这样结合起来复合型人才才是真正比较合格的基金管理人，人才比较缺，而融资能力又十分有限，数据也显示，如果扣除外资，我们自身从国内资金，中国现在不缺钱，融资能力十分有限，为什么融资能力有限，取决于我们基金管理人本身的市场信用，因为人家作为投资者，LP，他肯放心的把资金交给你去运作，那首先对你这个人，对你的管理才能，市场运作能力要十分了解。现在有相当数量的机构，或者是徒有虚名，或者是急功近利，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投资往往最需要我们投入的中小企业，PE机构却恰恰予以忽视，甚至像银行一样，也在瞄向一些大的政府的项目，这种现象我觉得绝对是不行，这跟发展PE机构的宗旨相悖。

　　要解决这些问题，邵秉仁建议从经济发展来看，第一，应该调整应对危机的思路，淡化经济指标，把保民生、促就业放在首位，这样既可以把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和保持社会稳定，减少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同时又可以杜绝许多虚假数字的产生，

　　第二，资源型改革。抓住当前有力时机进行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真正让民间资本能够进入到像铁路、电信、电路以及政府能够掌管的公共服务领域。

　　第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要把依次分配，以降低积累，扩大消费为目标，当前应该做这个调整，不能政府把钱都揽在自己怀里，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实惠。二次消费要以消除地区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别为调整目标，这就需要大幅度地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降低税负，让利于企业，使企业增强活力，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税负，特别是企业税负仍然是高的，只有减轻税负才能够增强企业的活力，为今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另外，当前财政收入下降是属于正常的，在整个经济在下滑，在危机条件下，财政下降了、收入下降了，因此这个时候要更加处理好经济收入和增加经济活力的关系，不能一味地为了增加保证财政收入税负，或者是提高资源型价格，包括土地，如果土地，最后还是逆向操作，解决不了当前社会矛盾问题。

　　第四，深化银行体制改革。促进银行的市场化运营，国内的银行尽管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是真正按市场化改造，还差得相当远，特别是要促进银行，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发挥一些金融产品对经济的促进发展，所以说在整个今后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当中，PE在金融体制上应该起到一种很好的作用，要解决PE问题，当前最重要的一件事，赶快把《国务院关于促进股权投资管理办法》出台，这个责任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

　　邵秉仁还建议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体制。他表示，在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加强对PE的监管，股权投资监管应该从实际出发去研究，同时还要不断提高PE人士自身的素质。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