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庞大的数字，的确令人震惊。笔者报道了这条消息后，引起了广泛反响。

    几天前，笔者再次采访了周天勇。他对《物权法》(草案)没有关于限制政府乱收费的规定感到遗憾，认为《物权法》应当成为限制政府乱收费的最重要的法律。

    周说：“有关部门总是说，一些不法企业和个体户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其实，政府乱收费和乱罚款是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最大祸根。”

    按他的观点，以目前所征的税收和社保方面的各种征收，再加上这8000亿元预算外的收入计算，国民经济的综合税费负担已经高达33%，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

    收费是国家通过公权收取公民财产的一种行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通过公权向公民收费，首先要得到公民的同意。国家可以通过提出收税方案，并由立法机构审查批准的方式，在合法的前提下，向公民收税和收费。

    我国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政府部门往往通过种种合法和不合法的途径，利用公权千方百计、巧立名目地设立各种收费项目，处于弱势一方的企业和老百姓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政府更不会在收费之前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周天勇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利用公权侵犯公民和法人财产的行为。

    如果按照过去的观点，政府收费、罚款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等特征，这也似乎为政府部门随意利用公权收费和罚款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是，从国际上看，行政权力和利益相分离、执法与收费相分离，是现代国家和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税外大量的收费和罚款，在其他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不允许的。现代治理较好的国家，绝大多数用严格的预算来控制政府机构的不合理增长。

    我国则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加上没有建设现代财政税收制衡关系，导致由社会供养的机构和人员快速快速增长，地县乡靠乱收费和乱罚款维持运行，实际上成了吃饭和供养型的财政。在没有预算制衡约束的情况下，“吃皇粮”、“吃准皇粮”的机构和人员增长很快。

    而错误的鼓励机制又进一步刺激了政府收费和罚款的增加。政府各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许多收费和罚款进行了所谓的收支两条线改革，并且还实行超收奖励的体制，这就导致其千方百计、巧立名目地进行收费和罚款，最终造成企业和老百姓负担越来越沉重。

    这样的后果是，乱收费成为政府机构膨胀的重要条件，而由于“吃皇粮”人员的快速膨胀，又导致了更多的乱收费和乱罚款，由此形成了机构人员膨胀和收费增加的恶性循环。

    据介绍，全国由财政发放工资的有4700万人，由财政发放退休金的约1000万人，县乡村非编制但由收费供养的2000万人，三者相加即7700万人。据周天勇介绍，2003年GDP的1／5被供养人员所消耗。

    乱收费和乱罚款最大的后果一是抑制了社会创业，由此也连带给扩大就业制造了障碍；二是由于预算外的收入支出不透明，也为腐败创造了体制条件。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行政方面看，其目标就是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转变政府职能，使各级政府真正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从这个角度看，8000亿元的政府收费显然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了挑战，收费制度改革到了必须有所突破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