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纺织品贸易出口受限，从而让商务部在分配出口指标时“勉为其难”。日前，河南一些纺织企业拿到的输欧纺织品分配清单，有少至2公斤，甚至仅有5件的。据了解，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省区也有。
我们认为，纺织品出口配额的这种分配办法纯粹是开玩笑，是对出口企业严重地不负责任。我们的纺织品加工企业不是裁缝铺，不是小作坊。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生产组织与生产管理都有一定之规，有内在的运转规律。出口5件服装怎么接定单，如何下料，如何确定工艺流程，又如何进行质量检验、包装入库？这些都属于最基本的常识。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们也不会如此这般地下达生产计划。而今天居然这样分配配额，可见我们的一些主管部门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基层企业已到了何种程度。
表面看来，这种“撒胡椒面”式的配额分配办法是为了“一碗水端平”，为了照顾所有企业的利益，为了体现公平。实际上，这种荒谬的“公平”牺牲了效率，是最大的不公平。正如许多企业指出的那样，如果企业拿到的配额数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即使勉强生产，恐怕也难于出口。总之，“撒胡椒面”的结果可能是相当一部分企业放弃了出口，使配额指标作废。那么，如果一家又一家的企业放弃出口，最后究竟会有多少配额作废？其对出口的负面影响有多大？企业利益乃至国家利益难道不会受损？这样一笔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账，有关主管部门是否认真计算过？
纺织品出口配额是历史形成的一个产物。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在纺织品出口的市场门槛理应取消的时候，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欧美国家横生枝节，又一次要求对我纺织品出口设限。探讨分析这些新的设限是否合理，有什么背景，是学者们的事。作为主管业务部门，必须以一种务实的态度面对“后配额时代”，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新形势、新特点，积极应对，制定更有力的战略，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当原有的配额分配方式不再适用时，应该拿出一套新的分配办法来。比如，像有的企业建议的那样，可以采用招标的办法，甚或是抽签及“轮流坐庄”的办法，以保证公平与效率兼顾。无论如何，如果什么新办法都不尝试，不勇于开拓思路，只是用最机械的办法简单处理，说轻一点是不负责任，说重了就无异于渎职。
配额“大锅饭”莫若“价高者得”
当配额成为难以避免的事实的时候，中国纺织企业需要学会在配额制度下生存，而政府部门则需要在配额的限制条件下，通过合理制度安排，帮助企业走出一条次优的贸易增长之路。
但是，从各地纺织服装企业目前反映出来的情况看，由于出口数量受限，各地商务部门在分配出口指标时，大多选择了一条“一碗水端平”的路线，对于出口配额采用了吃“大锅饭”的方法。于是，就出现了如此滑稽的分配清单：东家企业配额5件，西家企业配额2公斤。
这种局面可能造成两种后果。第一种情况，由于大部分企业分配数量过小，因此平均出口成本过高，企业只好选择放弃出口，结果造成了配额浪费；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更大，由于配额资源分散在众多企业，于是乎自发形成了一个配额的二级市场，通过二次买卖，配额最后集中到实力最强的企业手中，而后由这些企业完成对欧美市场的出口。
我们认为，以上两种情况都不是最优的制度安排。前者浪费配额自不用说，后者由于出现“二次买卖”，最终获得配额资源的企业必然付出更高的成本。这种成本也并非政府所得，而是由众多小企业耗散掉了。
而且根据我们了解，按照以前的规定，配额还可以在不同公司之间调剂，几个企业可以凑配额出口，但现在的新规定要求发货人与配额拥有者必须是同一企业，所以很多零散的配额可能就浪费了。因此，即使出现配额买卖行为，企业为了越过制度障碍还会多付一笔“灰色”成本。
“大锅饭”的弊端早在2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就被我们清楚了解到了，但是由于目前纺织出口企业众多，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这种做法又被拿了出来。“大锅饭”的实质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是在纺织品出口配额案例中，“大锅饭”的原有意义也失去了。分得“大锅饭”者至少多了一份温饱，分得小配额者如前所述并不能获得贸易带来的好处。
早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在今年初被完全取消之前，中国商务部就曾提出，“纺织行业的未来还在于质量和结构的提高，而非简单数量增长”。但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出台适当的措施来实践这种要求，结果造成国内纺织行业为迎接配额大限取消而产能激增。于是，在2005年的头几个月过去之后，欧美配额制度重头再来，纺织行业面临“大跃进”后的倒退。
事实上，即使配额制度重新制约纺织行业自由发展，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种次优的发展道路：借助配额制度束缚，强化行业竞争，加速优胜劣汰。一方面，有实力的企业加快转变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打造品牌知名度，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更多实力弱小的中小纺织企业将在配额制度下失去生存空间，被迫将生产资源转移到其他行业，相应减少国内企业出口恶性竞争的局面。简单的说，在配额制度之下，一大批小企业失去市场、退出行业完全是正常的情况。
商务部门的“平均主义”做法无非希望更加公平，但是实际的经济效果又有失公平。本来有一种制度可以产生更加积极的经济效果，这就是“价高者得”的公开拍卖制度。拍卖制度的公平在于用“价格”说话，而非按照“人头”说话，最终经济绩效也会得到最大化。必须承认，组织一场公正透明的配额拍卖也需要必要的交易成本，但是这笔成本将要比“大锅饭”造成的“一次排队、二次私下交易”的成本要低得多。（程凯）中华工商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