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学界与高层对人民币是否升值的主调是：捍卫货币主权。面对国外“重商主义者”的压力，中国在坚守原则的同时，也在努力做汇率改革的功课。

    可喜的是，现在，风向确实在变。

    施压者一方首先开始吹暖风了。最近，美国舆论风向渐趋理性，《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大报已经在社论中反对施压人民币升值了。

    前天，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仍然找不到人民币汇率与美国制造业困境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格林斯潘的身份，这一发言将对美国主流话语圈不把人民币问题政治化起到巨大作用。

    美国主流学界应该想起克鲁格曼。

    作为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八、九年前，他将论文辑成一本书叫《流行的国际主义》，那时，美国已逼日元升值好几年了。克鲁格曼用经济学甚至逻辑常识一遍遍地证明，认为亚洲的便宜货冲击了美国制造业和就业的想法实在荒唐。

    当外来压力不再情绪化时，国内的政策口风也有新变化。

    一个场合是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总理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时间表用“出其不意”来表述。这是前半年舆论解读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最重要信号。它告诉人们：中国的汇率功课一直在做，但需要等待一个时机；汇率改革等待的这个时机只取决于国家经济大局，不惧任何外来压力。

    另一个场合是前天的天津亚欧财长会议，总理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表述是最全面、最有新意的一次，其中第三部分论述尤其引人注目。

    这就是，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三原则。这一表述透露出两点新意：第一，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首次提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问题；第二，“主动性”是一种操作原则，“渐进性”是一个操作时间表，“可控性”是指一定的操作力度。实际上这为中国“出其不意”汇率改革方案勾勒出了一个轮廓。

    无独有偶，经济学界最近也开始从方法论上研究人民币汇率改革了。

    最新一期的《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称，社科院经济学家张曙光通过严格的数字模型，提出人民币升值一定要主动操作，为防风险，幅度可控制在５％－１０％内，这样，升值对外贸的影响在两年后基本可以消失。

    这一学术成果是对上述新提法的一个有价值的注脚。（王正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