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曾经的克林顿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三重身份让斯蒂格里茨来评述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意义非同小可。

    昨天，斯蒂格里茨做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论述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信息不对称理论让斯蒂格里茨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由于这个理论的贡献，让人们意识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过度储蓄问题很快消失

    虽然就在前天央行发布调查显示：近期居民的储蓄意愿是在不断增强的，但斯蒂格里茨却预言说“中国过度储蓄的问题会很快消失，中国届时应该准备好调整政策。”经济学家总是看长期的走势。

    斯蒂格里茨说：“今天推出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以便随着经济的需求改变而相应调整。”斯蒂格里茨所言的政策便是指转向内需的政策，“中国将更多依赖内需的增长而不是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

    斯蒂格里茨分析说：“资金只是抑制了国内消费的因素之一。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市场保障体系建立的速度还要快。”但他话锋一转，又谈及：“显然，我们要把握平衡。在西方，有人担心过分强大而设计不合理的公共保障体系导致了储蓄的减少和激励的减弱。”

    保护知产应恰到好处

    斯蒂格里茨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包括几个方面：完善的教育体系；由研究型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对基础研究进行有力支持；有促进企业部门知识发展和转移的政策、项目和制度；有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有资金来源；有用以减少创新风险和失败后果的政策。

    斯蒂格里茨着重评论了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个问题，他认为加入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简称）和WTO有很多益处，但也令缩小知识差距更加困难，因为TRIPS的知识产权体制不是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体制；知识产权有巨大的社会成本——它创造了垄断权，提高了价格并扭曲了市场。当这些是建立在已有的垄断权或触及到关键领域时社会成本可以十分巨大。在两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和WTO）的标准做法是绕过知识产权；可以使用强制许可证禁止不当的市场行为。这种不当行为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特别严重。

    “只有当知识产权所引致的创新好处足够大时，知识产权的巨大成本才是可以接受的。” 斯蒂格里茨认为，中国必须在TRIPS和WTO的框架尽可能地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平衡，必须充分利用TRIPS在包括发放强制许可证等问题上的灵活性。

    防备垄断和利益集团

    在昨天的演讲中，斯蒂格利茨谈到了反垄断的问题，他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充分竞争时才能体现出好处。但获得利润最简单的途径便是垄断；通过进入壁垒弱化竞争，所以有一个积极而警觉的反垄断机构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抑制竞争的做法都在本地发生”。所以，斯蒂格利茨建议不但要建立全国的反垄断机构，还要建立地方的反垄断机构。

    另外，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还要防备利益集团的作用。“有人认为在能源持续低价上已经体现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能把利益集团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那么中国就真正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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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

    利用信贷资金建设新农村要谨慎

    2005年，中央政府对“三农”的支出，共是2975亿元，但在这其中，用来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只有293亿元，今年增加442亿元，这442亿元当中也不会全用来作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当中有不少钱可能是用来支持现在农业税减免以后对乡镇政府支持的需要，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所以对新农村建设中，有相当大的资金缺口。

    现在在农村里的支农资金分散在很多领域，很多项目很分散，如果把各级政府的支农资金整合起来，效率会提高。但就是这样，如果以后逐年增加，并把分散资金整合起来，我想也是不够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增加信贷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支持，要动员社会资金，鼓励受益的农民进行投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因为资金的缺口相当大，政府应该增加，但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做。如果用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即有些企业参与公共设施的建设，就像城市中的高速公路，它自己向银行贷款，建设，将来收益，并鼓励农民参加，那么在执行上要相当谨慎，在这些项目建设上应该考虑，如果动员信贷资金是向银行借贷，那么就要考虑将来能不能回收足够的钱偿还银行贷款。另外，要动员收益的农民付出劳动还好一点，还要动员他们自己出资，那么就要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师沈艳：

    农村信用社改革需政府创造环境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效果不好，一方面是由于政府主导的对资源的配置，在这个配置的过程中没有效率；另一方面是对利率的限制很大。

    沈艳认为政府不需要冲到前面去考核农村信用社的绩效，而应该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一是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给农村信用社及其他的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比较好的适度竞争的环境；二是防止过度竞争：为当地金融机构营造一个适度的竞争而不是过度的竞争的环境，使得所有的金融机构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上去运作。三是在研究利率的市场决定机制的问题中，不能忽视中国民间金融这一块，民间金融是以许多种形成运作的。政府要组织一些资源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对民间金融机构规模的大小、其本身利率的决定机制、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做一个比较充分细致的研究，才能对中国平稳进行利率的市场化的改革提供非常好的准备。四是将来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还有新的金融机构准入的机制，以及退出机制方面可以做更多的研究，在这方面加大的投入。 （记者 杨雪婷/文 记者 杜刚/摄 赵振超/制表)